这个眉毛连在一起的墨西哥女画家,因为车祸留下的后遗症,最后全身都安上了铁箍。她抽烟,酗酒,吸毒,她与丈夫及绘画导师里维拉的交往,他说他只爱她,答应只忠诚于她,但是不停地和其他女模特上床。她一次又一次地歇斯底里。
她和他一直在一起,即使她还爱着女摄影师,即使她过着怎么样放纵浪荡的生活。他们夫妻同时是墨西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,又影响着墨西哥绘画艺术的整个复兴。她离开后,开始给他写信,告诉里维拉自己是多么需要他,多么爱他。因为车祸后遗症她不能生孩子,她安静地在流产掉的放在玻璃瓶的胎儿面前画画。她躺在床上,那个小小的孩子像气球一样系在她的肚子上,周围是美丽的草地,蓝天。
那幅画转过来的时候,我像里维拉一样哭了。看着她抽烟,发疯般地唱歌,我忽然想到石康的一句话:为死亡奋斗不息。我们都在为死亡奋斗不息,从来没有停止过。Salma
Hayek在这部电影里也有出色的表现,笑容灿烂,牙齿整齐洁白,始终表情坚毅,无法阻挡,无力阻挡。29岁的时候她即将死去,她看着自己慢慢死去,她画戴着铁箍的自己,她有爱人陪伴,她继续吸毒,抽烟。而后她就死去了。
她所有的爱人,包括只上过床的人,都是爱她的。我这样相信。

弗里达,墨西哥城里一个德裔犹太画家与摄影师的女儿。六岁时,小儿麻痹让她一条腿粗,一条腿细。然而这并不影响少年弗里达热烈、自由、旺盛地成长着。

2004年的时候我依然如此矫情。
当然,一个下午一个人在录像厅连续看三部很闷的片子要不矫情是困难的。况且那时还在准备过四级。

她长成了一个热爱奔跑的少女,乌发、一字眉、大大眼睛的少女,偶尔穿穿男装的少女。她不喜欢等待、不理会顺序、不愿意被掌握,她最喜欢和父亲讨论“接下来有什么计划”,她始终把生命的主动放在自己手中。

然而,平静的生活是难以造就一个灵魂燃烧的艺术家的,不幸开始降临到弗里达的生活中。

十八岁的一次车祸,致使佛里达脊柱、锁骨和两根肋骨断了,盆骨三处破裂、金属杆从后腰插入从阴道插出,右腿十一处骨折,脚被压碎。医生认为她活不了了,爱她的父亲倾家荡产也要救治她。

当她醒来时,除了两条胳膊,浑身石膏裹着,躺在床上,一动不能动。

医生说她可能走不了路了,
坚强的弗里达对父亲说“我想成为自立的瘸子”。一向懂她的父亲送给她一个画架。

于是,不再用腿奔跑的弗里达,笔耕不辍地开始勾勒自己奔跑的灵魂。她一生中的作品有一半是自画像,第一幅就是此时她在床上,借助床架支起的镜子创作的。

经过多次手术,一年后她竟然康复到可以拄着拐杖行走。但损伤过的身体依然在之后的生命中带给她无穷无尽的疼痛。终其一生,她喝酒、抽烟甚至吸毒,只为了麻醉疼痛,获得片刻轻松。

能够行走便不再等待,因为“我没有时间浪费”。她抱着自己的画,去找墨西哥著名的壁画大师迭戈•里维拉请教,她需要确定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天赋依靠画画养活自己。

里维拉惊异弗里达的天赋,被这个聪明、勇敢、热烈的女孩所吸引。冥冥之中注定了两人成为终生相互吸引又相互伤害的爱人,以及最好的朋友、同行、同志。

他42岁,离过两次婚,风流成性,是画家也是激进狂热的共产主义拥护者;她22岁,身体孱弱,被医生宣判无法生育。两个人的婚姻并不被看好,弗里达的母亲称这是“鸽子嫁给大象”。

但正如他们的朋友所说,“当两个人知道婚姻的危险,还不顾一切的决定要面对婚嫁,这就不是保守或错觉,而是激进、勇敢、浪漫之极。”

对艺术一样的痴迷、对信仰同样的执着是两个人生活的前提,但却无法成为美满婚姻保障。婚后不久,里维拉原形毕露,他不断和模特、学生、影星发生关系。弗里达很生气,但只能相信他们只是身体的碰撞,与感情无关。

当得知弗里达怀孕了,里维拉心疼她,不想看她插满钢针的破碎身体再遭受痛苦,而弗里达坚决要把孩子生下来。但结果证明医生的预言是准确的,弗里达流产了。弗里达流着泪,在病床上画了《亨利•福特医院》。

风流的里维拉依旧一次次出轨,病痛和情感打击,让弗里达在毁灭中寻找存在,在癫狂中寻找安宁。毒品、龙舌兰酒、探戈,男人、女人充斥着她。

直到被弗里达撞见出轨对象是自己的妹妹。弗里达终于选择离开这个让她伤心的男人。她剪掉里维拉爱的长发,她选择做自己,不再做谁背后的女人。

在弗里达与俄国共产主义代表托罗斯基经历了短暂的忘年恋后,她与里维拉的婚姻也告一段落。

此时的弗里达已经在法国办了画展,她获得了来自康定斯基和毕加索的赞扬。然而弗里达不承认自己是他们所谓的超现实主义者,她画的是自己的现实。同时她也觉得在别的国土上,墨西哥画家只被理解成一种异国情调。因此她渴望在自己的国家举办画展。

巴黎画展后不到一年的时间,弗里达的身体状况极速变差。由于坏疽,她切掉了一支脚的趾头,脊柱开裂的她不得不穿回钢条胸衣,同时她的肾脏也出现了感染。

这时里维拉回来向她求婚,因为内心中深藏的那份爱,他们重新走到一起,互相宽容谅解,他们的生活再次明亮起来。

但弗里达的身体并没有因为爱情的回温而放过她,依然是每况愈下。钢板固定了她的胸腔,木假肢代替了她的一条肉腿,剧烈的疼痛让她彻夜难眠。她只能靠吗啡和画画挨过残酷的时间。

弗里达终于可以在墨西哥城举办画展,而她却被医生警告不能起床,否则引起肺部感染。于是里维拉去替她出席,并在画展上当众充满爱意地评论着弗里达的绘画。就在这时弗里达着墨西哥民族服装躺在床上,被抬入画展,众人为她欢呼、歌唱、举杯。

意外吗?惊喜吗?这难道不是那个是面对生活的困难永远保持着一种but I’m all
right的弗里达吗?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,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——一边痛苦的哭喊,一边坚定的面对。

1954年,47岁的弗里达离开了带给她无数苦痛的世界。她这一生,仿佛就是来受难的,只是厄运没击垮她,反而激发了她的潜力与才华,让她给世界留下了一百五十余副的画,以及一个生命的传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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